白色情人節

　　
　　雲南深山中的民間學堂，牆上標語與體制學校相比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體制外教育·觀察1
　　出走體制外私塾在生長
　　文\羊城晚報記者 曾璇 羅坪 實習生 孟肖
　　圖\羊城晚報記者 曾璇
　　編者按：
　　教育涉及千家萬戶。今天，羊城晚報搜集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體制外教育的樣本，不評判其功過得失，而著眼其存在的理由。在中國，義務教育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教育公平的問題。但越來越多私學的悄然興起，則是對體制內教育的拷問。我們希望以這組報道為開端，喚起各界對中國未來教育的更多思考。
　　轉眼，各大高校已開學月餘。10月20日-24日，羊城晚報攜手騰訊QQ平臺，面向大學生Q友對高等教育、大學生活的滿意度等問題推出調查問卷，回收有效樣本3396份。調查結果顯示，52%的受訪對象對自己的大學生活“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74.65%的受訪對象對當今中國高等教育持負面看法……
　　羊城晚報記者採訪發現，社會對教育的反思，並不停留在口頭上，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有些家長“用腳投票”，以讓孩子在家上學或者在體制外教育機構求學的方式，向體制內教育提出了挑戰。脫離體制，這些家長的探索與嘗試無論成敗，都押上了自己人生最寶貴的東西——孩子。
　　連日來，羊城晚報記者走訪廣東、湖北、雲南數省，試圖採集體制外教育的些許樣本，還原“私塾”的真實面貌，點燃公眾對中國教育的思考——中國的未來到底需要怎樣的教育？體制教育的一些條條框框能否打破？相關法律法規有無可以完善之處？
　　一群“另類”家長點燃了教育思考
　　家長曾是驕子
　　程學才是深圳市某區教育局基礎教育科科長，兩年前他做出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讓讀小學五年級的女兒放棄在深圳的學業，遠赴雲南深山裡的一所學堂求學。“在深圳他有條件選一所好的學校，可是他為什麼把女兒送去了雲南？”一位和程學才做出同樣決定的家長說，“因為我們想把孩子作為獨立完整的個體培養，而不想他們成為‘流水線’上的應試機器。”
　　一個月前，因為學堂搬遷延遲開學，程學才讓女兒程然嘗試回體制內的中學感受一下。結果，只讀了一個月的女兒在博客寫下了拒絕重回普通中學的幾大理由：學習的內容太少，效率不高，老師照本宣科，一個知識點翻來覆去講；沒有選修課，沒有因材施教；沒有建立正面的伙伴價值，同學之間更多是攀比物質，而不是精神成長；沒有很好的鍛煉身體的課程，沒有健康知識學習…… 13歲的程然總結出的理由，讓程學才更加堅定：“一個13歲孩子都能感受到的問題，難道我們的教育專家看不出？難道我們的教育改革者看不到？”
　　薑南，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從小成績優異，考入名校，進入名企，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感受過“體制內學校能達到的高峰”。然而，她卻認為學校教育沒能解決人生的困惑，“成績再好，工作再好，賺錢再多，都沒有解答人生本質的幸福感的問題。”有鑒於此，薑南的孩子沒有上過一天體制內學校。開始是自己在家教，現在則在北京的私人書院學習。薑南對孩子的成長比較滿意：孩子心態積極陽光，充滿自信，樂於承擔責任。
　　陳儷，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的她，自己在家教三個孩子讀書，而後成立書院。書院最耀眼的“成果”是，她的三個孩子陸續被美國名校錄取。她與薑南一樣，認為 “這個系統頂級的我都看過了，不能滿足我們教育的需求”。陳儷認為，以分數為唯一衡量標準的體制內教育，會讓人不自覺地尋找標準答案，而放棄了自由思考。對體制內教育的不滿意，迫使她為孩子做出改變，進而也影響了更多的父母。如今，有100多個家庭，把孩子送到了她在廣州的書院學習。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分佈在各地學堂、私塾、書院超過三千家。把孩子送入私學的父母有一個共同特征：非常重視教育，但不在乎一紙文憑。這背後，一方面是決絕勇氣，另一方面是有相對寬裕的經濟實力，能承擔3-40萬元/年的學費，認為孩子無需憑文憑找工作。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需求：教育，非改革不可。
　　法律或有滯後
　　多位教育界專家認同多元化、開放性應該是教育的發展方向。但法律法規似乎卻是滯後的。一位私塾校長介紹，如果學校用英美國家的多媒體材料教授英語，無論教學效果多好，嚴格來說都是非法的，因為按照《義務教育法》規定，學校和教師要按照確定的教育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開展教育教學活動。再如，第三十九條規定，未經審定的教科書，不得出版、選用。如果嚴格按此執行，社會上很多家長對於中國經典文化教育的需求，同樣得不到滿足。
　　深圳市一位小學校長介紹，目前國家教育部門也在鼓勵進行“國家課程校本化”的探索，即在堅持國家課程改革綱要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學校根據自身性質、特點和條件，設計部分課程，這是很好的；但從這個角度來看，《義務教育法》的部分條文，同樣在拖教育改革的“後腿”。
　　眾多私學面臨的尷尬在於，如果他們按確定的教育學大綱或者義務教育課程設置安排教學，他們與公辦學校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如果他們不按此執行，則根本拿不到“準生證”，陷入非法辦學的境地。有部分私學則以“培訓”的名義做著義務教育階段的工作，其實是在打法律的“擦邊球”。
　　儘管《義務教育法》規定，學校應當把德育放在首位，又有多少學校真的按此去做？當整個社會的評估標準都是圍繞分數、升學率時，又如何要求學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呢？“人格的成長與完善，應該是教育的首要目的。”一位家長在新教育交流qq群上評論道，越是高年級的孩子越是厭惡思想品德課，體制內的學校課程沒有體現出“把德育放在首位”這一教育宗旨。“法律與現實的嚴重脫節，在《義務教育法》中體現得非常透徹。”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教育專家如是說。 編輯：鄔嘉宏
　　 1
　　
　　每天早晨學生都會練功、切磋
　　雲南樣本：“特別學堂”特別在哪
　　迷茫：大學何為？
　　最近，一則題為“一名大學畢業生的反思”的“萬言書”通過微信廣泛流傳。發帖者自稱畢業於武漢大學，他通過自己的經歷提出質問：“我們的大學怎麼了”。
　　網帖描述了不少令人司空見慣卻又震驚的大學生生活：游戲，逃課，看武俠，是不少大學男生的全部生活。女生呢？看韓劇、美劇，一部接著一部。
　　“抱著對‘我的大學’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辭去了學生幹部職務，開始認真地大量閱讀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學，我的未來……畢業後，我主動放棄了學校保研的名額，決心進入企業，踏踏實實地從事實業”。
　　“今天，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經得到老闆和同事的肯定，馬上就要派我出國任職的時候，我卻辭職了。我決心到遠在大山中的一所規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國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學堂，學習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習武修身、傳播智慧。”
　　行動：“集體出逃”
　　當羊城晚報記者循著發帖人提供的線索尋找，發現這並不是一個虛構的案例，發帖人李元鋒曾在雲南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一所“特別”的學堂任教。記者發現，這所學堂里有一群來自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與浙江大學的畢業生。
　　不同於普通的大學生支教，他們的學生並不來自當地，而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富裕家庭；學堂雖被群山環抱，內部環境卻並不很艱苦，多媒體、電腦、ipad是不可或缺的教學工具。日常使用的課件是世界知名大學的公開課。
　　白易，武漢大學碩士畢業後曾在國土資源部工作，後回武漢大學讀博。一個偶然的機會，白易接觸到了她現在所在的學堂，感覺大開眼界：“能實現我修身育人，為大眾服務的目標”，於是選擇留下，一做就是三年半，而且打算繼續扎根。
　　侯小燕，同樣畢業於武漢大學。2008年畢業後在學堂任教一年，因家族企業需要，把她召喚回了杭州。一年後，她重回學堂，留守至今。“我喜歡簡單的生活，而且通過教育，也能不斷自我提升。父母現在感受到我的快樂，也開始支持了。”
　　白易說，學堂里沒有體制教育的“教學大綱”，教育原則是“教其心，育其身”。而在這所學堂，對犯錯孩子最大的懲罰是：不讓聽課。
　　近20名來自體制內教育的名校畢業生，相信自己做著非常有意義的事——改變中國教育的未來。
　　重塑：學童之變
　　名校畢業生們實踐信念的地方，就在這個雲南的偏僻小鎮，就在群山環抱的學堂。
　　早晨7點，學生們已準時出現在院外的空地。只要不下雨雪，面對群山練一小時功，是每天的必修課。15歲的楊卓藍與王聰穎正練習互搏，4年習武的功底，體現在她們的進退騰挪間。“館長”張清一在旁不時點評、示範。
　　12年前，張清一為解決兒子教育問題而創辦的學堂在武漢名噪一時，因沒有按教育部門要求的教學大綱與課程設置教學，學堂一直沒有辦學資格。6年前，他帶領武漢大學與浙江大學的一群畢業生，扎根雲南深山。
　　這12年創造了不少家長眼中的奇跡：
　　學堂尚武也崇文——每日三次每次一小時的體育鍛煉與武術修習課程，讓孩子們擁有強健的體魄，家長們津津樂道：下雪天孩子們赤膊短褲冬訓後，沒有一個著涼感冒的；一個15歲的女孩可以在3分鐘內“放倒”15名向她“挑戰”的女家長；孩子們每日以博客形式記錄總結自己的課程所得，第二天由老師分析，這種教學方法讓他們的思辨寫作能力大大強於同齡孩子……
　　學堂崇古也尚洋——《道德經》、《黃帝內經》等傳統經典著作是重要的選修科目；一周數次的英語表演課，以美劇為學習英語口語的“教材”，使孩子一開口就能說出流利標準的美式英語……
　　學堂的課程靈活實用——思維課、健康課、兩性關係課等都是孩子們很感興趣的課程。前不久雲南地震，學堂馬上對地震成因、求生、社會救援及災後重建等進行專門的課題研究，“這是用培養研究生的方法培養中小學生”，一位家長認為，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個性化教育模式，不是體制內教育可以提供的。
　　學堂推崇伙伴價值——每周的爬山野營既鍛煉了孩子們的生存能力，也提升了團體協作精神；學年末，以伙伴互相打分的方式，實現末位淘汰。據說，“老好人”並不能得高分，能力強、有承擔、肯為別人付出的，往往得高分，“什麼是德育？這就是德育。”一位家長說。
　　孩子的變化是讓家長心甘情願把孩子送到深山的理由。13歲的小陳，今年剛小學畢業，家境富裕。這個被喻為“刁蠻公主”的女孩在學堂僅學習了一個多月，在家的表現就明顯有了變化：不再以哭泣為要挾，動手能力大增，英語口語進步神速。父親陳劍飛難忘幾個細節：女兒原來最愛麥當勞，回來後自覺拒絕快餐食品；女兒與小學同學聚會，孩子們像往常一樣道家常里短，女兒馬上制止：咱們不要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我們花了十年教孩子多為別人著想，拒絕垃圾食品，都未能做到，可學堂用一個月就做到了。”
　　學堂“館長”張清一則強調，他只是中國新教育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學堂不是盈利機構，而是“家庭自助教育聯合會館”，他這個“館長”，主要負責教師培訓。如果申請入學的家長筆試不合格，出多少錢孩子也不能入讀。因為堅持這個門檻，“我們每年拒絕掉一千多萬元”。 編輯：鄔嘉宏
　　對話雲南“民間學堂”創辦人張清一
　　要培養“藐視”名校的學生 與體制內教育沒矛盾
　　為何一間遠在中國雲南山區的民間學堂，會成為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家長共同的選擇？為何家長們會吐苦水，稱申請入學這家學堂，不僅要考學生，還要考家長，難度簡直堪比考大學？羊城晚報記者遠赴雲南，專訪了學堂創辦人、民間教育家張清一。
　　羊城晚報：一個家長自助教育聯合會館，憑什麼敢號稱能提供目前中國最好的教育？有什麼達到了“世界水平”的教育案例嗎？
　　張清一：首先，如果說學堂的英語教育水平比美國學校的水平還高，你會相信嗎？事實上真是這樣的。我們的孩子學了一兩年的英語，就可以跟外國人熟練交流了，這是體制內學校學生用十年也沒法做到的。這個教育成果，是可以檢驗並可重覆、推廣的。學堂採用“自然學習法”，一天只需要學習三小時，其餘時間是運動和游戲。五歲的孩子學習四到五年後，就能達到甚至部分超過在美國的母語環境中泡了8-9年的孩子的英語語言能力，這是不是可以作為我們具有“世界水平”教育的案例？
　　羊城晚報：作為一名新教育的探索者，您覺得私人學堂與體制內教育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嗎？你們的學生，將來有可能與目前的教育接軌嗎？
　　張清一：我們的教育，本質上與體制內的教育並無矛盾，是可以接軌的，只是學習的安排和方法不一樣。事實上，在我們這學習幾年的學生，學起體制內的課程來是很輕鬆的，用一年學完九年的課程是有實際案例的。
　　不過，學堂里的一些優秀學生，雖然從能力上說，要去考國內一流大學並不難，但他們選擇了放棄。在中國，很多英語成績好一點的學生，學習目的都是要出國留學。可是，我們學堂英語學習最好的學生，卻是要留在中國，學習傳統文化。
　　培養學生“藐視”名校
　　羊城晚報：這也許只是牛犢不畏虎而已，面對數百年文化積澱的西方知名精英大學，你們憑什麼就可以“擊敗”他們？
　　張清一：我們並沒有去“擊敗”他們，我們只是走一條不同的教育路線。我相信，馬雲如果想通過重覆沃爾瑪的路線和方法，做大做強，去“擊敗”沃爾瑪的話，很難成功。但今天，以馬雲為代表的新經濟，並不需要去模仿，只要做到最好的自己，就可以輕易地超越。
　　北京上海的學校，不見得就比我們在大山裡面更“接近文化教育中心”。我們不僅可以同步知道北京上海的課程和教育，也可以使用美國歐洲的教材，甚至哈佛大學的課件和教程來教學，我們還可以決定如何使用這些課件，來幫助學生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傳統的知識教育，必然被網絡教育所取代。未來的學校，應該是不以知識傳授為目的，而是以能力教育為目的的學校。
　　而對於這一點，無論中外，很多傳統的學校都沒有做好準備。因此，我認為，世界教育格局正在變化。中國非常有機會在這一次大變革中，站到世界先進教育的前列。如果我們的教育系統，今天還在模仿西方教育體系，還想要“趕超哈佛耶魯”的話，我們不僅是一個永遠也不會成功的三流模仿者，而且只會被西方拋棄得越來越遠。
　　回到我們學堂，一些很優秀的學生學習的目的，不是要去讀美國的名校，而是做新教育的教師，幫助更多的孩子成長。我們培養了一群“藐視”世界知名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學生，他們的存在有助於加快實現“中國夢”。
　　不靠別人活我不孤獨
　　羊城晚報：藐視世界名校是需要有實力的。你們才開辦12年，學生居然這樣想，會不會是老師灌輸的結果？
　　張清一：當然不是。我們學堂的學生小修，原來在美國一所私立高中讀書，回國參加了我們的夏令營後，決定留下，因為他認為學堂提供的教育更有價值。
　　實際上，對於16歲以上的孩子，學堂會同步開設與美國知名大學課程內容相同的課程，如文史哲、心理學、經濟學等。同時，他們還以游學等方式，瞭解國內外很多名校。因此，決定不去美國讀書，是認真思考和比較的結果，並不是被學堂老師灌輸的結論。相反，我認為目前國內孩子在接受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基本上就沒有認真地思考過：為什麼要學習，為什麼要考試？這在學堂是不可能的，我們是讓孩子們自己去思考和得出結論。
　　羊城晚報：學堂被不同地方的教育部門“勸離”，目前以家長自助教育的形式存在，是什麼支撐您堅持下去？
　　張清一：首先，我並不需要他人的支撐才能活下去，關鍵是我做的事情能不能說服自己。如果中國人需要這樣的教育，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他需要我來開辦這樣的學校，我怎麼可能放棄呢？
　　第二個原因，別人也不是不支持，只是他們需要更多時間來理解罷了。我做新教育十幾年來，就一直是在周圍人的懷疑和否定中度過的，甚至我的家人，剛開始都不支持，認為我的孩子“不去上學”是瘋了。十幾年後的今天，至少有一些家長是理解和支持我的，也有很多家長在學習我們的教育模式來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們並不孤獨。 編輯：鄔嘉宏
　　
　　凌龍學館讀經課堂
　　
　　深圳讀經村鹿鳴學堂租下一棟民房作為私塾
　　體制外教育·觀察2
　　深圳讀經村尷尬聖賢夢
　　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羅坪
　　讀經6年後，15歲的山東籍學生黎晉陵（化名）最終還是回歸了學校。
　　坐在教室，他開始以同齡學生學習量的12倍速，從小學教材至初中教材一路惡補。同坐在教室的另外10名同窗，則在惡補如何查字典，以及補背數學乘法口訣。他們均來自深圳梧桐山“讀經村”，如今坐到了同一間教室補習，為回歸體制常規班做準備。課餘，黎晉陵有時仍會想起在深圳梧桐山的私塾生活，那裡還有在堅持讀經的同學。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在山麓梧桐村，各類私塾自2004年起在這裡聚集，因教學內容主要為誦讀四書五經，故名“讀經村”。經十年發展，私塾規模達到近30家，密集程度居全國之最。這些學堂沒有官方的明文認可，也沒有被勒令取締。非議聲中，有人轉身離去，也有人仍在堅持。
　　私塾堂主：最初開一家火一家
　　傍晚7時，深圳梧桐山下，張中和創辦的得謙學堂臨近放學，童聲喧嘩。
　　一位男孩走到張中和跟前，“告狀”某同學說了“地獄”二字。張中和將孩子拉到跟前，輕輕地吻了他額頭，湊近其耳，親昵地勸誡：“這是他的不對。老師講過，不要說這樣不好的詞語，聖人是不喜歡的。”男孩點點頭，轉身練習毛筆書法去了。
　　對孩子們而言，找堂主張中和評判是非，成了一種習慣。讀經、賞畫、練琴、習字——放學再由陪讀的父母接回，這是得謙學堂學生普通的一天，類似張中和這樣的學堂或私塾，在梧桐山有數十家。身為畫師的張中和，在梧桐山是最早的私塾創辦者之一。
　　張中和還記得，2004年時，梧桐山下的村子（坑背村、大芬村）還是一片山野田園風光，不像如今文化館、藝術苑、國學班眾多，外來人口聚集。就在當年，他和中學老師出身的蔡孟曹，分別辦起的“蒙正學堂”和“梧桐書院”，成為讀經村的開端。
　　蒙正學堂，取自易經“蒙以養正，聖功也”。張中和最早開創私塾後，改名得謙學堂，此後熱愛國學的人開始匯聚於梧桐山下，花費幾千元租下一棟農民房，掛上學堂的匾額，開起自己的私塾。經十年發展，至2014年梧桐山下彙集了近30家私塾。
　　最初是深圳私人體育教練的凌龍，因緣際會結識張中和，後被其聘到得謙學堂當讀經老師。如今凌龍自己也開設了自己的私塾——凌龍學館，取意“莊子凌雲，飛龍在天”。在他的記憶中，2006年至2007年私塾在梧桐山幾乎是以每月一家的速度增長著。
　　“開始房租並不貴，最早幾千元資金就可以開一間私塾，開一家火一家。”凌龍說，許多憧憬國學的家長在這裡找到了教育孩子的理想場所。推動兒童讀經的代表人物——臺灣學者王財貴，打動了很多家長和老師，梧桐山村私塾的堂主有四五人都是其弟子。凌龍跟著張中和辦學後，最後決定自己也開一家。
　　“我們要培養的，是經天緯地之才，像聖賢一樣有獨立人格，有擔當精神。”辦學十年，張中和並不諱言，他的初衷從未改變。讓他頗感不安的是，“一些輿論預設立場，放大了個別問題，引導公眾誤讀讀經行為”。張中和自稱他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轉學學生：識字滯後但才藝不凡
　　作為剛剛離開梧桐山的“局內人”，黎晉陵坦承六年的讀經經歷，並沒有讓自己獲益多少。他的長處是能熟記四書五經的若干篇章，但一旦長久不溫習，背誦的篇章也就慢慢忘記。
　　黎晉陵稱，走上折騰的讀經路，只因他不願違背母親的意願。孟母三遷的故事讓他懂得，母親的意願和出發點都是好的。最終選擇從讀經村轉走，同樣是其母親的決定。
　　如今坐在教室，黎晉陵和班上的10名同窗一起為回歸體制全力補課。相對於同齡學生，12倍速、6倍速、2倍速，從9歲到16歲的孩子，班主任為他們制定了不一樣的“惡補”計劃。對於年齡最小、讀經4年的一名學生，教師發現他在識字、拼音、數學運算方面，嚴重滯後於同齡人。稍可安慰的是，這些讀經孩子才藝不凡，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近年趨勢：“問題學生”前去陶冶性情
　　面對四書五經，先背誦下來重要，還是在先識字、理解重要，其爭議尤為激烈。一些帶著孩子離開私塾的家長，正是因為對孩子識字能力的失望，轉身離去。
　　在梧桐山絕大多數私塾創辦者看來，相對於識字，能背誦下來最為重要。堂主們秉承的一致觀念是：一個孩子，在13歲以前是記憶黃金時期，他們要利用這寶貴的時間把經典誦讀、背誦在心。隨著年齡的增長，待理解力增加，自然會“世事通達”，明白修身齊家之道。
　　“外界不能因為一些讀經孩子最後不認識字，就否定讀經，很多人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讀經，是一葉障目。”早前是公辦學校教師，後來自己創辦了梧桐書院的蔡孟曹有著自己的判斷。他認為能否識字或識字多少，並不是衡量讀經效果的唯一標準，“有這樣的讀經學生（不識字），但只是少部分，尤其出現在一些被送來‘糾偏’的孩子身上”。
　　“糾偏”的孩子，即在體制內學校被認為是“問題學生”，父母欲轉到讀經學校陶冶性情，逆轉厭學的傾向。蔡孟曹表示，這類“問題學生”的比例近年來的確在逐漸加大。家長們送來的初衷，是希望用中國古籍經典來“治病”。
　　一些家長認為，在梧桐山這個偏僻的村落中，孩子們的生活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活動也被限制在私塾中，村裡沒有燈紅酒綠的消遣場所，甚至找家小店都要走很久。這讓家長們感覺很放心。
　　“但這是急病亂投醫，並沒找到病竈。”蔡孟曹與張中和皆稱，如今他們接收學生，設置了嚴格的門檻：必須信任其教學理念、對國學或儒家經典抱有熱情、非單親家庭。 編輯：鄔嘉宏
　　區教育局：系非法辦學望申請資質
　　除了滿腔熱情，私塾堂主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租房辦學，是否合法？回憶起這十年，既沒有得到官方的明文認可，也沒有被勒令取締，張中和承認私塾的身份一直尷尬，不過他又顯得非常自信：“我們只安心想教書，難道有錯？法律規定了國家和家長有義務為適齡孩子提供教育，但沒規定提供何種教育和在哪個地方接受教育。”
　　深圳羅湖區教育局相關負責人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十年來，教育局從未收到過私塾堂主們的辦學申請，按照現行教育法規，只能定性為“非法辦學”。“我們並沒有去強制取締它，主要得有舉報，但得由當地街道辦執法大隊去執行（取締）。另一方面其實我們鼓勵他們以類似培訓機構的名義來申請辦學資質和備案。”該教育局方面稱。
　　記者體驗
　　13歲背20萬字中文經典 巨額學費遠超公辦學校
　　10月中旬，羊城晚報記者在深圳梧桐山體驗了兩所學校的教學方式。鹿鳴學堂和蒙正學堂（現名得謙學堂），分別是讀經村規模最大和最早的兩家私塾。如今都已經發展成為寄宿制的讀經學堂，堂主負責傳授心法，外聘老師負責具體教學。
　　讀經村房屋密集，類似於城中村，但甚為乾凈整潔。游走在小巷中，這個只有2.1平方公里的山麓自然村，流水潺潺，植被蔥鬱，大大小小30多家讀經學堂、私塾散落在村裡的一幢幢民房之中。每天清早，孩童們稚嫩的讀書聲，會順戶飄出來響徹小巷。
　　村內的私塾大多採取學費議價制度，根據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和家長商議學費，每年學費在4.5萬元至10萬元之間，遠遠超過公辦學校的學費。
　　鹿鳴學堂目前有80多個學生，鼎盛時期有超過120個孩子，20多個老師。“對老師的學歷沒有門檻，我們主要看他是否有國學情懷，以及奉獻精神。”鹿鳴學堂一名老師稱。讀經老師這個群體，教練、文員、畫師都有，他們大都學歷不一、專業各異，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能在私塾授課的唯一要求就是熱愛中國傳統文化。
　　鹿鳴學堂在校負責人趙凱是來自四川的一名公務員，接觸到國學後他從四川瀘州辭職，赴深圳加入到私塾。趙凱介紹，所有老師在加盟私塾後，要經過為期三個月的讀經教育培訓階段，由堂主孟丹梅傳授心法，然後這些老師再去帶班教學。老師的教學方式主要以領讀四書五經為主。
　　入讀鹿鳴學堂的學生，私塾會對他們進行分班，年齡跨度為2至3歲。教學內容上主要誦讀四書五經，此外還要誦讀莎士比亞的英文原著，或者重覆學習英文電影，這些都由專門聘請的英文老師負責。按照考核標準，背完10萬字的英文經典和20萬字的中文經典，讀經的學生即可送到更高層次的書院上學。何時完成這兩個考核指標？私塾的定位為13歲左右。
　　對於離開了私塾的黎晉陵和他讀經的同伴而言，他們沒有完成這個考核任務，因沒有天天溫習，如今也記不起多少古文經典了。黎晉陵反觀過去，覺得轉身離去並不後悔。
　　對話
　　全球讀經推廣人王財貴：“家長對教育有各自的追求”
　　羊城晚報：作為全球讀經運動的推廣人，深圳讀經村乃至全國很多私塾創辦人都是你的追隨者，“讀經教育”的核心內容和理念是什麼?
　　王財貴：說到理念，我們就是想給孩子提供一種合乎人性的教育，什麼是合乎人性的？我認為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是任何人可以規定的，是因為它蘊藏了天地之心、修齊之道、治平之方、文學之美，所以雖然歷經了數千年，仍有它的傳承價值。我認為兒童讀經是合乎人性、合乎教育理念的。兒童滿13歲以前是記憶最好的時候，能充分利用這個記憶的黃金時期把經典背誦在心，將來定會開發他們的人性和智慧，成為一個具有中華民族靈魂的有德有才的人。
　　我要特別指出一點：讀經固然不是“一切”，但讀經在我看來可以作為一種基礎的教育，一個孩子讀幾年經，可以為一切學習打下基礎。
　　羊城晚報：像深圳這樣的讀經私塾或書院，據統計大陸有近3000家。有輿論認為提倡讀經是復古，根本沒有必要，你怎麼看？民間讀經教育將來會發展成什麼樣？
　　王財貴：讀經私塾是不是有那麼多家，我存疑。目前我所倡導的讀經私塾，其教學內容與方法，雖然不全然是復古，但確實有點像是古代的私塾。有些人總是喜歡貼標簽，覺得一說到復古就是落伍、有害。西方近代化的轉折點是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就是復古，是復古希腊古羅馬的“古”。西方人復古你就稱贊，中國人復古你就譏笑？
　　凡是古代的就反對，這樣一竿子打翻，是不公平的。讓讀經教育“重歸體制”，讓所有的孩子多多少少都能讀到一些經典，是我的最高理想。在現代化的社會裡，私塾，不管如何提倡，總是少數人的事，家長們是想好了，比較過了，才讓孩子參加的，輿論不必太緊張。
　　羊城晚報：深圳讀經村已發展十年，你如何評價讀經教育，這會是一場讀經運動嗎？
　　王財貴：“讀經運動”——運動兩個字不能隨便喊。當然，我也不是想做一個什麼運動。我只是認為讀經在教育的理論上是教育的本然，在民族的傳統上是民族的責任。它是個理性的回歸，不是個驅趕民眾的運動。不過，讀經教育，不是國家體制，不是世界潮流，所以選擇讀經，完全是很個別的，別看深圳讀經村似乎很興盛，其實，以人口的比例，全國讀經的孩子不到萬分之一。
　　現在倒有所謂“國學熱”，似乎很火，其實都是新聞效應而已。實際上你去學校里看，有多少人在教國學？縱使有許多學校推展《弟子規》，它跟讀經類似，對學生對社會已經有相當好的影響，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讀經。
　　羊城晚報：採訪中看到目前確實有部分學生，選擇離開私塾回歸體制教育。回到體制他們面臨著識字、其他常識教育等問題，也正在補課。有輿論認為這是讀經造成的惡果，你怎麼看？
　　王財貴：這種看法我覺得很不公平，也很短視。應該普遍調查一下，大部分的家長還認為私塾的孩子識字量超過一般水平呢。
　　至於“常識”問題，更不能只用體制的標準，將讀經的孩子和體制內的孩子放到一起比較。我們應該看得長遠一點，在10年之後或者20年之後，人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誰走得更遠？我們要看孩子的綜合學習能力和最終的結果。那些轉身回歸體制的讀經兒童，剛開始換環境，肯定有一個過渡期和轉換適應期，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羊城晚報：目前的讀經私塾和學堂，例如深圳讀經村，既沒有教育部門的合法認可，也沒有被強制取締關閉，身份一直很尷尬。你認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有出路嗎？
　　王財貴：得承認，這不是我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期待立法認可。法規總有法規的局限性和滯後性，但我們希望法規儘量要與時俱進，國家能不能出台涉及民間教育尤其是私塾的法規，讓私塾教育有存在的空間？
　　事實上，我們並不反對義務教育，只是認為家長對於教育有各自的追求。
　　梧桐書院（蔡孟曹創辦）無邪班（7歲前）作息及課程表
　　上午
　　6：30 起床、穿衣、疊被、洗漱
　　7:00—7:20 晨練《平甩功》
　　8:00—10：10 中文讀經
　　(中途休息十分鐘）
　　10:20—11:30 英文讀經
　　11:30—11:50 蹲起200
　　下午
　　14:10—16:20 中文讀經
　　（中途休息十分鐘）
　　16:20—17:40 戶外體育活動
　　（雨天觀賞經典視頻、名畫、建築、風景等）
　　17:40—18:20 洗澡、整理內務
　　晚上
　　19:00—20:00 中文讀經
　　20:00—20:50 複習經典或看畫冊，讀字帖
　　20:50—21:10 洗漱
　　21:10 就寢
　　本報發起的調查顯示：超七成大學生不滿高等教育
　　10月20日至24日，羊城晚報聯合騰訊QQ平臺發起了對於體制內高等教育滿意度情況的問卷調查，此次調查專門定向向全國大學生Q友投放，回收3396份有效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47.4%的受訪學生對自己的大學滿意或基本滿意，認為能夠提高自我價值。剩餘52%左右的大學生覺得讀大學是為了混文憑，浪費青春，根本學不到東西。對自己專業課程設置及師資力量不滿意的受訪人數超過五成。
　　1.8%的學生對於我國高等教育成果十分肯定；23.5%的學生認為是公平選拔人才的有效途徑；對高等教育持負面看法的大學生占受訪人群的74.7%，其中46.3%的學生認為高等教育是為了賺錢而不是育人。
　　38.8%的學生認為大部分老師對於教學工作還是比較負責任的，“‘叫獸’只是極少數”；39%的學生認為“大部分老師只是隨波逐流，職稱、評估、賺錢等事比教學更重要，談不上師德”。編輯：鄔嘉宏
　　（原標題：深圳讀經村的尷尬聖賢夢：私塾巨額學費遠超公辦學校）